十三世纪蒙古的崛起，是世界史上最残酷的征服事件之一。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的军队横扫欧亚，他们没有理想建立一个造福当地社群的国家和体制，他们嗜杀成性，投降者被丧失尊严地奴役，而抵抗者往往面对残忍的报复。蒙古早期战争甚至形成一种惯例：城邑若以矢石抗拒，一旦攻破，常被屠杀殆尽。
然而，蒙古宫廷中还有相当影响力的东方教会——即中国史书所谓“景教”，以及颇得蒙古人信任的耶律楚材，都成成功地劝阻了蒙古人的大屠杀。这背后的故事常被史学家忽视。
一、把汉人杀掉，让农田重新长草？
蒙古征服华北以后，曾一度考虑屠杀净尽所有华人，把中原大地变成蒙古人的牧场。
宋子贞为耶律楚材所作《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记载，蒙古近臣别迭等认为：
“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
也就是说，既然汉人对草原帝国没有用，不如清除人口，让耕地重新长草，成为蒙古人的牧场。[1]
《元史》后来把这项主张概括得更加直接：
“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2]
耶律楚材为了阻止这场可怕的民族清洗式的大屠杀，用一笔账保住了汉人的性命。他给窝阔台算了一笔账：若保存中原的人口、农业和商业，从地税、商税、盐、酒、铁冶等收入中，每年可以获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粮四十余万石。
窝阔台让他试行。结果财政收入果然充足。
蒙古统治者由此逐渐发现：活着的人民，比成为废墟的土地更有价值。
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q uan思想，但它确实阻止了一个可能造成巨大人口灾难的政策。
二、“得地无民，将焉用之？”
真正直接阻止屠城的一幕，发生在蒙古攻打金朝汴京之时。
蒙古大将速不台认为汴京长期抵抗、蒙古军伤亡甚多，主张破城以后屠城。
耶律楚材向窝阔台进谏：
“得地无民，将焉用之？”
土地虽然征服了，人却全杀光了，这土地又有什么意义？
他进一步指出，城中聚集大量工匠、百姓和财富，若全部杀死，蒙古帝国自己最终什么也得不到。
窝阔台接受了他的劝告，下令除金朝完颜宗室外，其余居民不得杀害。《元史》称当时避难汴梁者多达一百四十七万，虽然这一数字不宜当作现代人口统计的精确数字，但耶律楚材阻止全面屠城本身，有明确史料依据。[3]
他所做的还不止一次。
蒙古占领华北初期，一些地方官“生杀任情”，燕京甚至出现“杀人盈市”。《元史》说：
“楚材闻之泣下。”
于是他奏请规定：地方官不得擅自执行死刑，重大死刑必须上报中央。史书评价：
“于是贪暴之风稍戢。”[4]
这意味着蒙古帝国开始从“征服者可以任意杀人”，逐渐转向“国家权力必须受到制度约束”。
三、“好生恶杀，此天降符”
耶律楚材还有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元史》记载，成吉思汗西征来到铁门关附近，据说出现一种异兽“角端”。成吉思汗询问耶律楚材是什么意思。
耶律楚材回答：
“好生恶杀，此天降符以告陛下。”
又劝他说，天下百姓都是君王的子民，应当“承天心，以全民命”。史书随后写道：
“帝即日班师。”[5]
今天当然不能把“角端”当作可以验证的动物学事件；它属于传统史书中的祥异叙事。但这段材料至少说明，后人保存下来的耶律楚材政zh i形象十分清楚：
他善于利用蒙古统治者所能接受的“天意”，劝他们减少杀戮。
四、与此同时，蒙古宫廷里已有相当强的基督教力量
与此同时，另一股阻止蒙古人屠尽所有被征服者政策的，是更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当时对蒙古帝国有相当影响力的东方church。
现代蒙古史家TimothyMay指出，十三世纪蒙古帝国上层存在明显的东方JH,CHURCH的影响。窝阔台的重要大臣镇海（Chinqai）是景教徒；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尼（SorghaghtaniBeki）来自信奉东方教会的克烈部；窝阔台之妻脱列哥那、贵由之妻海迷失等，也处于这一基督教文化网络中。[6]
因此，在窝阔台的宫廷里，至少同时存在：
耶律楚材代表的汉地儒释政zh i传统，和镇海等人代表的东方基督教传统。
《元史》甚至记载，耶律楚材曾举荐镇海“与之同事”。两人确实长期身处同一权力核心。可见，耶律楚材对这些景教徒的信任，以及景教徒对他的影响。而JDJ不可杀人的信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信任他们的人。
五、基督徒确实曾利用蒙古权力保护生命
蒙古帝国内有许多明确的事例可以证明，基督徒曾利用自己与大汗或蒙古贵族的关系，尽其所能地减少了蒙古人对被征服者的杀戮。
十三世纪的叙利亚基督徒RabbanAtaSimeon曾获得蒙古大汗授权，负责部分地区的JDJ事务，并利用这种身份保护基督徒群体。[7]
更著名的是1258年蒙古攻陷巴格达。
旭烈兀的妻子脱古思可敦（DoquzKhatun）是一位东方JH的Christian。蒙古军攻陷巴格达以后发生严重屠杀，而亚美尼亚及叙利亚传统记载，脱古思利用她对旭烈兀的影响，使相当数量的r人民得到保护。[8]
可以说：蒙古帝国内部的Christian/JDT人物，确实曾在若干具体事件中利用政zh i影响，尽其所能地阻止了蒙古的大屠杀，保护许多人的生命。
六、贵由时代：JDJ/JDT/Christian影响达到蒙古最高权力中心
这种影响到贵由汗时期尤其明显。
早期景教宣教史家JohnStewart在1928年出版的《NestorianMissionaryEnterprise》中甚至写道：“underGuyukthemassacresanddevastation…seemtohavecometoanimmediateend.”
即：“到了贵由统治时期，此前的大规模屠杀和毁灭似乎立即停止了。”[9]
Stewart进一步把这种变化与贵由身边强大的JDJ/Christianity影响联系起来。
我们不能确定贵由本人已经正式成为成熟的JDT/Christia，更不能证明蒙古暴力因JDJ/Christianit而“立即结束”。但贵由周围确实有重要的东方教会人物，他对基督徒也表现出明显好感，这一点并非虚构。[10]
更引人注目的是，贵由还与罗马教廷发生了直接书信往来。
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JohnofPlanoCarpini）前往蒙古，并写信要求蒙古人停止侵略和杀戮。
1246年11月，贵由正式回信。
这封信今天仍保存于梵蒂冈档案馆。贵由没有接受教皇要求，反而要求教皇及西方君王前来臣服。他甚至为蒙古战争辩护，认为蒙古征服出于“永恒天”的命令。[11]
这封信特别重要，因为它说明了一件事情：基督教已经进入蒙古帝国最高层的外交、思想与宗教对话，但尚未真正改变蒙古帝国的征服意识。
景教影响是真实的，它未能彻底阻止蒙古的弑杀，却尽其所能地阻止了许多能阻止的蒙古屠城，保护了许多人的生命。
七、JDJ/Christianity没有消灭蒙古的刀，却有时握住了挥刀的手
我们既不应夸大，也不必低估基督教在蒙古帝国中的影响。
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耶律楚材是景教徒，但有确切的明证，证明了他与景教徒的亲密关系和彼此的影响；他同样尽其所能地劝阻了蒙古的屠杀政策。
然而与他同时，在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存在一个相当强大的东方JDJ/JDT/Christianity网络。镇海、唆鲁禾帖尼、脱古思可敦、RabbanAtaSimeon等人，都说明景教并非只是蒙古草原边缘的小宗派，而曾进入帝国最高权力中心。
这些JDJ/JDT/Christia没有彻底改变蒙古帝国。蒙古军后来仍然发生过惨烈的屠杀。但是，在这个以征服和武力建立的世界帝国中，确实有人不断告诉征服者：人不能只是被杀掉的数字；土地不能只有尸骨而没有百姓；权力不能只有征服而没有治理。
耶律楚材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
而JDJ/JDT/Christianity统传入蒙古统治集团以后，也不断把另一种价值带进草原帝国：生命属于造物主，君王并不是生命最终的主人。
它没有立即使蒙古人的刀剑归鞘，却曾一次又一次，在刀落下来以前，帮助一些人活了下来。
谈几次，本文本该结束了。但我还想稍微谈谈一点遗憾。
八、一次被错过的机会：忽必烈向罗马求“百名教师”
蒙古与JDJ/JDT/Christianit的关系，到忽必烈时代出现了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转折。
马可·波罗传统记载，忽必烈曾详细询问欧洲、罗马教廷以及基督教信仰。大约在1266年前后，他委托尼可罗·波罗与马费奥·波罗返回西方，并向教皇提出一个惊人的请求：
希望罗马派遣一百位有学问的人（教士）前往蒙古宫廷。
《马可·波罗游记》称，这些人应当精通“七艺”，能够解释基督教，并与其他宗教人士辩论，使人明白“Christ//JD的律法”何以更为优越。[12]
这个请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忽必烈已经准备归信JDJ/JDT/Christianity，现代学者相当谨慎。亨利·玉尔（HenryYule）认为，忽必烈或许不单是出于宗教动机，也可能希望借助西方学者教化草原贵族、吸收欧洲知识。[13]但无论如何，一位统治东亚广大疆域的大汗，主动要求罗马派遣大批基督教教师，本身就是十三世纪宣教史上极为罕见的一刻。
问题在于：西方教会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波罗兄弟1269年返回地中海地区时，教皇克勉四世已经去世，罗马教廷正经历长期空位。等到格列高利十世终于当选后，教廷没有派出忽必烈所要求的一百位教师，只派出了两位多明我会修士。
两位修士启程不久，就因沿途战争和危险而退回。
最后到达忽必烈宫廷的，只有波罗一家。
TimothyMay在研究蒙古帝国基督教宣教时特别指出：即使蒙古统治者表现出真正兴趣，西方教会也常常因为缺少愿意远赴蒙古的宣教士而无法作出有效回应；忽必烈“百名学者”的请求，就是最著名的例子。罗马甚至连所请求人数的十分之一都没有提供。[14]
这是JDJ/JDT/Christianit宣教史上一个令人深思的“错失机会”。
九、与此同时，藏传佛教没有错过蒙古
罗马教廷回应迟缓的时候，藏传佛教却已经在蒙古宫廷中建立了强有力而持续的关系。
早在蒙哥汗时代，蒙古宫廷就允许JDT/Christian、佛教徒、穆斯林等公开辩论。1254年，法国方济各会士鲁不鲁乞（WilliamofRubruck）在和林亲眼参加了一场由蒙哥汗主持的宗教辩论；JDT/Christia、穆斯林和佛教徒都试图证明自己的信仰。[15]
这说明当时蒙古宗教格局仍然非常开放，并没有注定最终必须选择佛教。
但是，到忽必烈时代，西藏萨迦派高僧八思巴（’Phags-pa）与蒙古皇室之间形成了更稳定的关系。忽必烈不只是听他讲法，而且赋予他重要政zh i与宗教地位；八思巴后来又奉命创制蒙古帝国使用的“八思巴字”，显示藏传佛教已经进入帝国文化与政zh i制度的核心。[16]
这里最重要的差异，不只是教义，而是持续的存在。
东方教会的景教徒早已在蒙古宫廷中扎根；罗马天主教后来也有柏朗嘉宾、鲁不鲁乞、孟高维诺等杰出的宣教士进入亚洲。但是，罗马与蒙古之间始终受到距离、战争、教廷政zh i以及人力不足的限制。
而藏传佛教高僧却能够长期留在蒙古统治者身边，建立师徒关系，并提供一种蒙古人可以理解的神圣王权模式。
久而久之，影响自然不同。
令人遗憾的时，蒙古帝国曾经向JDJ/Christianity世界敞开一扇极大的门，但西方JDJ/Christianity未能及时、充分进入；与此同时，藏传佛教以更稳定、更深入的宫廷关系填补了这一宗教空间。
后来藏传佛教遂逐渐成为蒙古统治精英最重要的宗教传统之一。
这并不意味着JDJ/Christianity立即从蒙古消失。元代北京仍有东方教会和拉丁教会；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JohnofMontecorvino）约在1294年抵达汗八里，建立教会，并于1307年被任命为汗八里总主教。他报告自己已有数千名受洗者。[17]
只是这一次大规模宣教的到来，已经比忽必烈最早提出“百名教师”的请求晚了二十多年。
历史的大门曾经打开。
进入的人，却来得太少，也太迟。这是历史的宿命？还是人为的遗憾？留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思！
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
注释
[1]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这是距离耶律楚材时代较近的重要传记材料。
[2]《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相关财政方案亦见同传。
[3]《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载耶律楚材阻止汴梁屠城：“得地无民，将焉用之？”并记城中避兵者获免。
[4]《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石抹咸得卜尤贪暴，杀人盈市。楚材闻之泣下……”随后奏请禁止地方擅杀，“于是贪暴之风稍戢”。
[5]《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好生恶杀，此天降符以告陛下……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师。”
[6]TimothyMay,“ConvertingtheKhan:ChristianMissionariesandtheMongolEmpire,”WorldHistoryConnected12,no.2.May指出镇海为景教徒，并论述唆鲁禾帖尼、脱列哥那、海迷失等基督教人物在蒙古最高权力圈中的存在，同时提醒这种影响并未使蒙古整体改宗。
[7]关于RabbanAtaSimeon，可参蒙古—叙利亚基督教传统中对其作为蒙古统治下基督教事务高级代表及保护者的记载；现代研究通常把他视为蒙古宫廷与东方教会之间的重要中介。
[8]BayarsaikhanDashdondog,TheMongolsandtheArmenians(1220–1335),Leiden:Brill,2011,p.130，指出1258年巴格达陷落时，在旭烈兀景教妻子脱古思可敦帮助下，许多基督徒获免。
[9]JohnStewart,NestorianMissionaryEnterprise:TheStoryofaChurchonFire(Edinburgh:T.&T.Clark;orig.1928),p.268：“underGuyukthemassacresanddevastation…seemtohavecometoanimmediateend.”Stewart随后把这一变化与贵由的基督教倾向联系起来。此为20世纪早期宣教史家的解释，今天引用时宜注明其时代局限。
[10]TimothyMay指出，贵由时代蒙古最高层确有显著的景教影响，但蒙古人总体仍保持本土信仰，基督教宣教并未使大汗或蒙古社会整体归信。
[11]贵由致教皇英诺森四世书，1246年11月。原信波斯文版本现存梵蒂冈宗座档案馆。贵由回应教皇关于蒙古杀戮的质问，宣称蒙古征服出于“永恒天/上帝”的命令，并要求教皇与西方诸王前来臣服。参ChristopherDawson,ed.,MissiontoAsia:NarrativesandLettersoftheFranciscanMissionariesinMongoliaandChinaintheThirteenthandFourteenthCenturies,Appendix,“GüyükKhan’sLettertoPopeInnocentIV(1246).”
[12]MarcoPolo,TheTravelsofMarcoPolo,Yule–Cordiered.,vol.1,Prologue,chs.6–9。文本记载忽必烈请求教皇派“一百位”精通学问与基督教教义的人前来。(gutenberg.org)
[13]HenryYule在其《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中指出，忽必烈的动机未必纯属个人归信，也可能希望借西方知识和宗教教化蒙古贵族；他同时感叹罗马未能充分回应忽必烈的请求。(gutenberg.org)
[14]TimothyMay,“ConvertingtheKhan:ChristianMissionariesandtheMongolEmpire,”WorldHistoryConnected12,no.2。May明确指出，1269年波罗兄弟带回忽必烈的请求，要教皇派一百位有学问的人教授基督教；教廷甚至未能提供十分之一的人数。(worldhistoryconnected.press.uillinois.edu)
[15]WilliamofRubruck,Itinerarium；参EncyclopaediaIranica,“WilliamofRubruck”。1254年，蒙哥汗宫廷举行基督徒、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的宗教辩论，显示蒙古统治者当时仍采取高度开放的宗教政策。
[16]关于八思巴与忽必烈及元廷政zh i文化关系，可参现代元史研究。忽必烈命八思巴制定帝国文字，反映其在蒙古政zh i体系中的特殊地位。(cambridge.org)
[17]关于孟高维诺在汗八里的宣教、建立教堂及1307年被立为总主教，可参PhilipSchaff,“ChristianityinMongoliaandChina”。资料记载元代北京仍有持续的拉丁基督教宣教活动。(ccel.org)
【作者简介】
张远来：雅博网作者，现居广州。本人为专职牧师，自由撰稿人，主要著作有《借古鉴今》、《危机与契机》、《中国教会体制的反思》、《灵恩运动反思》、《我信故我思》、《广州教会发展现状》等。
张远来：雅博网作者，现居广州。本人为专职牧师，自由撰稿人，主要著作有《借古鉴今》、《危机与契机》、《中国教会体制的反思》、《灵恩运动反思》、《我信故我思》、《广州教会发展现状》等。赞助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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